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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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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历史,无数“暗物质”正在向你走来……如何避免视而不见?

冯石先生以如此生动的想象,试图告诉读者这样一个事实:想要对古代社会有真正的认知和了解,不能仅仅依靠看得见的古代遗迹。 “暗物质”或许确实已经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,但学者们应该通过物质资料与文献史料的结合,最大程度地重塑它。

考古学中的“暗物质”

——从殷人崇拜酒的历史说起

文冯石

(《读书》2017年第10期新刊)

暗物质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。 简单来说,就是指宇宙中看不见的物质。 天体物理学家认为,宇宙实际上是由可见的普通物质和不可见的暗物质组成,而从两种物质的比例来看,暗物质可以达到90%以上,成为宇宙物质存在的主体。 今天我想把“暗物质”这个概念引入考古学中,用它来指代那些在古代社会中存在或普遍存在,但今天已经看不到的物质。 尽管我们所说的暗物质与物理学定义的含义不同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用这个概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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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河系被大量暗物质占据

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物质遗存的学科,通过它人们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,甚至重建这段历史。 但由于物质材质的差异,古代社会的一些文物能够保存到今天,但另一些文物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迅速腐烂,以至于没有了踪迹。 这部分超出可见物质残留的不可见物质被称为“暗物质”。 正如宇宙是由可见的普通物质和不可见的暗物质组成一样,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由这两种可见或不可见的残余物组成的。 考古学一直在研究看得见的遗迹,但与看得见的遗迹相反的是数量更多的看不见的遗迹。 显然,如果人们在考古研究中只关注那些有形、有形的遗迹,而忽视更多无形、无形的遗迹,对于我们全面、客观地认识古代社会是极为不利的。

有很多今天考古中看不到的暗物,比如墓主的尸体甚至面容,人类的食物、衣服、发冠、旗帜、竹木豆、酒缩、青草的摇曳和仪式等。玉器、葬礼的包裹物以及陶器、石雕和雕塑上的彩绘图案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。 可以想象,几千年历史所创造的古代文明不仅丰富多彩,而且色彩斑斓,远非今天考古所表现出的灰色。 虽然我们承认上述今天看不到的物质一定存在,但由于它们太容易腐烂和扩散,人们不会指望在古代遗迹中找到它们。 但对于这些暗物质,如果我们因为它的衰变而忽视它的存在,或者不知道古人创造了这样的物质,那么我们通过有限的历史资料构建的历史必然是片面的。

显然,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基于那些看得见的物质遗存,还应该包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真实存在。 如果考古学家只懂得通过现存的少数可见遗存,如石头、骨头、陶器、金属制品等来研究历史,并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原貌或全部,那将是非常危险的。 这意味着这个学科必然会丢失大部分客观存在的历史资料,当然会使其所构建的历史不仅极其不完整,甚至可能根本上是错误的。 诚然,古代社会的大量物质遗存如今已经看不到了,这就决定了考古学在获取材料方面不可能十全十美。 这是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,无法克服。 虽然时代越晚,人们看到的远古遗迹就越多,但这并不意味着远古时期的物质遗存没有消失。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,考古学必须与传统历史相结合,以补充考古学无法通过历史文献看到的大量暗物质,从而最终使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更接近现实、更完整。

如果我们在考古学中认识到暗物质存在的事实,那么寻找它就是必要的。 野外发掘技术的精细化固然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暗物质的一些线索,但对于那些连痕迹都留不下来的物质,野外技术再精良也未必有帮助。 事实上,考古学揭示暗物质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现场技术的提高,还取决于我们对古代社会有多少基础知识,而这些知识只能通过古代文献来获得。 我们对古代社会的了解越全面,看似“消失”的暗物质真正消失的情况就越少。 古人用白茅草酿酒。 虽然古代遗迹中很难找到绿白茅,但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重建相关的礼节礼仪,将考古学中的“暗物质”变成古代社会的“光物质”。 显然,考古中的暗物质并不是无法借助古代文献和史料来弥补的。 换句话说,只要我们对古代制度有足够的了解,我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这些暗物质,并通过有形和无形的物质史料共同构建我们的历史。 通过对殷人推销酒风的研究,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这方面的例子。

殷人崇酒,酗酒,以致沉迷于饮酒,毁了国家,失去了命运。 这成为周人的一个鲜明的历史教训。 西周初年,周公旦写下《酒皋》,告诫被封为殷商故里的康叔风,勿以酒害羞。 他说殷纣“日后将继位王”,而群臣则“百姓自饮酒,闻腥味”之上,故上天向殷纣致哀。”大菜单上的铭文西周丁直接引用周康昭王的话:“闻殷被杀,但殷边君殿宇(及)殷正白皮带路纵欲饮酒,故失其志。”纣王及其内外大臣酗酒亡国的历史事实,显然,这段历史是不容怀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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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玉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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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玉鼎铭文

长期以来,考古学家希望通过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来证明殷人饮酒的历史。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商代晚期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酒器,并用这些酒器的组合来标记墓葬。 所有者的身份。 商代酒器命名问题虽然尚未完全解决,但爵、类等器皿因有文字或自名器物为证,其形制已清晰。 今天我根据宋代所给出的器皿名称来考察一下商代的酒器。 据不完全统计,殷墟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约千件,其中青铜酒器724件。 用于饮酒的爵、觚多达476件(岳洪宾:《殷墟青铜礼器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6年版),这似乎表明饮酒的习俗确实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后期趋势。 殷社会盛行的陋习。 事实上,根据殷墟出土的酒器分析,殷人长期存在的这种习惯并不仅限于殷纣王。 至少从武丁时期就有这种趋势,在武丁的后裔祖庚、祖甲统治时期达到顶峰。 虽然考古发现中存在不少意外,但由于妇好墓的发现,使这一时期的酒器数量大大增加,所以当时酒器众多已是不争的事实。 从这一点来看,周公所说的殷王从成汤到乙帝虽好,而周不耻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。 看来以前的君王不仅不敢沉迷于酒,而且也没有时间喝酒。 羞于饮酒与武丁之后酒具泛滥是完全不同的。 子贡曾怀疑说:“不如周不善,君子因恶,居于下贱,天下之恶,皆归于他。” 把所有的祸害都归到周身上。 无论古今,人们都有这种心态。

不过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似乎也不能仓促得出殷人喜酒的结论,因为虽然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的饮酒器,但作为饮酒器皿的尊、酉、壶却是殷人的酒器。但数量有限,且不说这些器物有时不用作酒具,更重要的是,作为重燕饮酒器的罍很少,仅有十一件,甚至还有整个乙帝、帝辛时代只见到两件,与当时盛行的饮酒风气极为不符。 考古学家的解释当然是,罍的数量极少,显示了其使用者的崇高地位,但如果这种吞酒的盛酒器具并不常见,或者当时的人们只看重饮酒器具,那就是常见酒具的缺乏在酗酒的社会里显然是不可想象的。 即使将殷墟之外发现的青铜器全部算上,最多也就二十件左右。 显然,这20个左右的酒器不仅无法支撑殷代社会200多年的祭酒历史,而且也很难认识到周人形容周为长夜的事实。喝。

只有饮酒器皿,没有酒器。 这一现象不能作为殷人仍然饮酒的证据,而可能表明当时的人们正在追求节制饮酒、克制性欲。 殷人以爵、觚作为饮酒器具。 爵、觚较小,容量不大。 它们的名字强调饮酒的自制力,因此被视为高贵的器皿。

按照商周时期的古代礼制,东西可能大的更值钱,也可能小的更值钱。 《礼记·礼器》对此有详细的区分:“有以大者:宫殿之多,器物之大小,棺材之厚,冢之大小。此是有大的,也有小,在宗庙祭祀时,贵者祭贵,贱者祭粉,贵者举觚,卑者举角。五祭之尊,门外缶,门内壶,皇上瓦壶,贵。” 据文献记载,古代酒杯有爵、觚、觚、角、散五种,形状各异,容量各异。 相反,用来盛酒的器皿就应该大而大。 东汉许慎所著的《五经异义》,清楚地解释了五种饮酒器的名称、含义和容量。 他引用《汉诗》说:“第一升叫厥,厥,竭,足。第二升叫勾。。四升是角,角,触,喝了不舒服,触了就是罪孽。五升,谓散、散、诽谤。饮酒不能节制,人诽谤诽谤。” 爵最小,仅一升,饮用自足; 高脚杯旁边有两升,也是针对寡妇和寡妇的; 三升觚,以恰当或足以止住而命名; 他喝了很多酒,被人嘲笑。 由此可见,古代礼仪规定饮酒适量为宜,因此饮酒用具应体积小、外观小。 根据这些概念分析,殷人多以爵、觚作为饮酒器具,缺乏饮酒的器具。 他们似乎处处都在克制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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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石鼓山出土青铜酒器

不过,殷人尊酒尊酒确实是事实,从他们的饮酒用具变得越来越大就可以看出。 例如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爵器就有四十件。 小的高仅19.7厘米,大的高达38厘米。 商代晚期的古古器形虽然呈现出由厚到薄的变化,但器身的高度却不断增加。 小的不到16厘米,大的超过32厘米。 这种对饮酒器皿进行广泛改造的结果是爵不像爵,觚不像觚。 孔子曾感叹说:“苟不是苟,苟是苟!苟是!” (《论语·永夜》)清代毛奇龄《论语·季秋篇》阐释孔子的话:“无勾者,戒过度饮酒。勾,酒名器皿,容量若能盛二升,则其义太小,古时酒以三升为宜,五升为多,二升为太小,故制器者因故器物起名,其义不同,有所所得。君子思其名,应思其意。所谓名,以其实称。名虽是一种蛊,往往有很多人喝,现实也不错,为什么要命名呢?所以叫‘咕仔狗仔’。” 由此可知,孔子当时所见的不礼貌,几乎是殷人拜酒、把酒器越做越大的旧故事的再现。

由于饮酒器皿“爵”、“觚”、“觚”的容量有限,只有三升,所以器物名称的本义有少量的意思,目的是劝人们少喝酒,不要沉迷于酒。 。 古代酿酒没有蒸酒的技术,酒精度很低,而且升数又小,喝两三升酒根本没有什么意义。 《史记·幽默列传》记载,淳于鲲饮酒如醉,其量竟有一石之多,可想而知。 然而,即使殷人增加了饮酒器皿的容量,如果没有反复娱乐的酒器,也不可能一口气喝完。 很难想象酗酒的场景。

作为储存和倒酒的酒器,应该是古代常见的容器。 有祭社、宗庙祭尸、祖臣囊、燕囊等仪式。 古人在蝎子的身上纹上云雷图案,象征着其无尽的慈善事业,因此而得名。 。 《说文解字木布》有“櫑”字,许慎的解释是:“鬼木九尊,雕木作云雷象,象可用之不尽。” 可见,原来的罍应该是木头做的。 两周金文中的“罍”字,或出自“木”,或出自“缶”,或出自“金”,都是用来表示罍的材质,所以罍可分为木罍、陶罍、铜罍。 陶器和青铜器至今仍能保存,但木器至今尚未发现,可能早已腐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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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磊带着血离开

它是用来喝酒的,体型大而饱满。 《五经异义》引《汉诗》说:“金为大器,天子用玉,王公大臣皆用金,士用梓。” 又引《毛诗》云:“金为酒器。亦,众臣之宠。天子以金饰,大者大,金饰龟眼,盖刻为云雷之象。” 虽有尊卑之别,但他们的身上,皆有云雷。 其形,其名取自云雷。 唐代贾公彦在《周礼书》中说:“罍字,与雷声同,故以云雷解之。因雷有声而无形,而雷从地生”。云,而云是从山来的,所以解释为原,也描绘了山和云的形状。 故能取云雷无尽,以象赐之无穷,故取之不竭,而作斟酒之器,自然最值钱。 《诗·周南·娟儿》“姑姑喝那金壶”,就是喝壶里的酒。 《诗·小雅·辽娥》曰:“瓶尽,微居耻”。 郑玄《鉴》曰:“瓶小而竭,坛大而满。说羞者,不让刺客王用之。” 富者分贫,贫者同情少数。”也可见其体量巨大,显然,仅凭古器物来证明殷人饮酒的习惯还远远不够,或许甚至适得其反,饮酒器皿必须与酒器配合,数量要相等,这样才能清晰、完整地呈现酒的时尚。

罍作为酒器,被用于各种仪式,显然是殷周时期普遍存在的器皿。 据《周礼·春观·司遵义》记载,古之春庙、夏节、秋冬节、四时,诸臣皆有食。 古人饮酒时,主人向客人敬酒说请,客人回主人说酒,主人再向客人敬酒说酬劳,行酬交错,颇为克制。 至于燕私,晚上喝酒是没有用的,喝醉了才可以休息。 但无论如何,群臣在罍饮酒,不敢与王神共敬。 客人只能在自己的酒器里喝酒,而不能在主人或其他客人的酒器里喝酒,所以用罍对客人来说,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。 但如今殷墟中仅出土了十一件铜碗,说明当时必定存在大量用来盛酒的木碗。 用木材制成的酒容器不仅可以保持酒的原有香气,而且可以将木材的香气融入酒中,促进其成熟。 就储酒而言,其效果远胜于青铜。 今天的储存葡萄酒的方法仍然基于橡木桶,古代的系统也是如此。 遗憾的是,经过3000多年的埋藏,这些盛酒的木坛已不复存在,成为考古中的暗物质。

《周礼考工记》记载,古代木工分为七种,其中之一就是子人或饮酒器具,包括爵、觚、勺等。 《礼记·曲历下》还记载了天子的六位工匠,其中有木工,其职与子仁相同。 《尚书》有一篇《载才》,内容是周宣布康叔为政之道,仿佛子仁治材。 唐代陆德明在《经说》中引用马融的说法:“木器曰梓,土器曰陶,金器曰冶。” 孔颖达《正义》云:“卡尔帕,树名。善木者,当矣,以为是木匠之名。” 《汉诗》说可能是梓做的,也应该是梓人做的。 这些记载表明,不仅饮酒器皿大部分是木制的,就连饮酒用的爵、觚也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木制器具。 综合考察这些饮酒、盛酒用具,殷人不仅饮酒用具丰富,而且大多是木制的饮酒用具。 到了醉的程度。 只是这些足以体现殷人仍然饮酒的“物证”,随着时间的推移,后来在考古中被还原为暗物质。 显然,考古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暗物质存在的事实,才有可能合理解释殷人饮酒等问题。

思考殷人酗酒的史实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考古学的利与弊。 准确地说,如果考古学的使命是借助历史材料来重建历史,那么所获得的材料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历史呢? 真实性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。 事实上,想要完全再现远古遗迹根本不可能。 这就要求考古学家能够避免被有限的历史数据所误导。 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的结合,他们可以揭开考古学看不到的暗物质,并将其变成现实。 文物和文献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研究。 考古资料只能证明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,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不存在的东西。 这种局限性使得历史资料因大量暗物质的存在而变得不完整,这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古代社会的误解。 北宋王安石认为《春秋》不完整,奏之为“破朝报告”。 如果考古研究仅仅依靠看得见的遗迹来讲述历史,而忽略了大量已经湮灭消失的暗物质,那么今天的考古又是不是又一个破碎的“春秋”呢? 当然,学科的局限性不仅仅体现在考古学学科上。 传统历史学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。 除了缺乏文献史料之外,就连所有实物史料的获取也只能依靠考古。 这提醒我们,考古研究不能局限于一门学科,而必须将可见的实物史料与地上、地下的文献史料结合起来,最大限度地重建考古中已经丢失的暗物质。

2017年7月12日 上铺堂

*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

作者 admin